第一次下馆子：夹起一根肉丝送进嘴里，在牙齿的挤压下，油顺着齿缝渗下来，香味在舌尖上一点点地释放，舒服极了

人的记忆力是惊人的。有些事情过去几十年了，回忆起来就像钱币上的水印，一旦对着光亮，就历历在目，清晰可见。我第一次下饭馆的情景就是这样。

那是一九六零年，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。正值少年的我，更是整日饥肠辘辘，坐卧不安，仿佛心思都放在三顿饭上，吃了上顿盼下顿。那时，总觉得喉咙里象长了一只手，吃到嘴里的食物还没来得及咀嚼，就被一把抓进了肚里；而胃又象个炽热的火炉，即使吞下一块铁也会被融化。

我们家因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教，母亲以五十几元的工资养活家里老小八口人，生活艰难可想而知。作为老大的我，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，带着弟妹们利用假期糊火柴盒以补贴家用。一天，妈妈把我叫在一边，给我一张“就餐券”，作为奖励让我下了一回饭馆。

“困难时期”，街上的饭馆不是随便就能进去的，它被有关部门严格地控制着，按每天的接待能力，制成“就餐券”，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分发下来。由于饭馆太少，一家恐怕一年也轮不上一回。可能是居委会主任见我家困难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妈妈很幸运地得到了一张。

就餐券是用劣质的粉红色草纸印制的，两寸见方，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，前来某餐馆就餐。至于供应什么，那要到饭馆才知道。妈妈递给我一个分层饭盒，叮咛说如果是包子饺子之类的就拿回来和弟弟妹妹一起吃，如果是面条馄饨等带汤的，你就在那儿吃了。

我拿的是东大街黎明泡馍馆的餐券，就餐时间是下午两点半。那儿离我们家很远，我早早就出发了。当时正是暑天，骄阳似火，路上少有行人。东大街虽是西安最繁华的街道，也像缺血的病人，苍白而缺少活力，只有饭馆前才有少见的热闹。那时人们的听觉、视觉、嗅觉象敏锐的雷达，捕捉着一切吃的信息，饭馆透出的香气让过路的人精神为之一振，不由得都放慢了脚步。

我循香走进了饭馆，立刻被里面的场景吸引住了。只见操作间的锅里笼里热气腾腾，就餐者吃面条的吸溜声，吃包子的咀嚼声擂击着耳鼓，一股股口水从我的双颊涌出，人就象进入赛道的马一样兴奋不已。很快我也买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：一屉小笼包，一碗肉丝面。我把饭盒盖打开，把包子小心翼翼地放到上层。然后端起面条慢慢地放到桌上。一股香气袅袅飘入鼻孔，温润而又浓烈。面是手擀面，微微发黄。上面浇着肉臊子，是肥瘦相间的肉丝和黄花菜、木耳、胡萝卜丁、豆腐丁，色彩斑斓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汤上面还飘着大大的油花，甚至在碗边还连成片。这在我家里是绝对看不到的，那时一个月三两油，家里的饭菜里根本没有油星，只有在阳光下能折射点霓的色彩，却也像霓一样的虚幻。

肉丝面真香啊！我先小小地啜了一口汤，滚烫滚烫的直奔喉咙；又挑起一根面，来不及吸就进了肚，滑滑的，感觉真好；这次要慢慢地品味了，我夹起一根肉丝送进嘴里，在牙齿的挤压下，油顺着齿缝渗下来，香味在舌尖上一点点地释放，舒服极了。

这时我还是坚决地放下了筷子，来时的想法顽强地冒了出来：就在妈妈给我饭盒时我就想好了，不管供应什么我都会一起拿回去，决不独自享用。我想起可怜的弟妹们，尤其是三弟和小弟，爸爸被带走时，他们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多，就和我们一起过着苦日子，小小的就糊火柴盒，一坐一整天。不知道什么是童年的欢乐；妈妈肩负着全家的重担，由于营养不足，患了肝炎和浮肿病，腿上一按一个坑，好长时间都不能平复。她却像不知疲倦的鸟儿，把一切都叨给嗷嗷待哺的我们，我也要向妈妈学习。当我提着饭盒走出饭馆时，我甚至被自己的行为感动了，想着妈妈赞赏的目光和弟妹们的馋样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

带着美好的情绪中回到家里，正碰上准备做饭的妈妈，她打开饭盒，看到里面的面条，虽然都泡涨了，但色泽依旧、飘香诱人。想不到妈妈却大发其火，把饭盒在案板上墩得哐哐作响：“你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蠢，连吃都不会？这面条还拿回来做什么？！”看着妈妈生气的样子，我委屈而又胆怯地低下了头。忽然，我觉得脖子后一片湿热，妈妈一把把我搂进怀里，大滴大滴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洒落下来。我知道，妈妈是心疼我太懂事了。

那一年，我十四岁。

六零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，或者是人们难以摄入足够的卡路里，反正觉得特别寒冷。这天，天阴沉沉的，厚厚的云层低低的压在头上，风吹在人的脸上象刀割一样。纱厂街不宽的路面上满是泥泞。窄窄的肉店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，没有说笑，没有喧嚣，仿佛黏稠的泥浆，极缓慢地蠕动着。

早上妈妈说他们校长刚从北京开会回来，家里孩子多，人小嘴馋，肉票早早地用完了，他爱人说想接风都没东西。妈妈答应先匀出两张肉票给他们，让我买好肉赶下班前送过去。

那时买肉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是很平常的事，尤其是已近年关，肉票从平时每月半斤变成了一斤，更提高了人们排队的积极性。为了保险，我吃完早饭就去了。听人家说今天的肉好，猪又大又肥。那时能买到肋条肉人最高兴，买的要是瘦肉会使人懊丧得一天都提不起精神。我一边随队伍移动，一边祈祷着漂漂亮亮地完成任务。

中午，妹妹来替换我回家吃饭，我想着天冷路又不近，怕妹妹年龄小排队误事，就没回家。排到中午一点多，眼看着就到跟前了，肉却卖完了。要再去拉肉，还得等个把小时。消息一传开，像烧红了锅里撒了一把豆子，队伍炸了。人们纷纷挤到前边看个究竟，等到重新整理好队伍，我又被推后了十几米，本来还高兴的我一下子沮丧起来。这时我才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雪来了，而且越来越大，我的鞋底已被雪水浸透了，把冻裂的脚后跟蜇得生疼，冷风顺着脚脖子直往棉裤里钻（棉裤短了没钱做新的，每年冬天外婆都是找点布在裤脚上接一节，今年冬天来得早，这项工作还未进行）肚子饿得像擂鼓般乱响，人已经冻得麻木了。时间也仿佛被冻结了，直到下午三点多肉来了，人们才有了点活气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恰恰是肋条肉，膘有二指厚。大半天的辛苦有了回报，我高兴极了。在人们“啧啧”的羡慕声中，我捧起肉（因为物资匮缺，店里不提供捆扎肉的几寸麻绳）赶紧往学校赶去。

风越刮越大，雪越下越紧，肚子里无食，人也没了精神，吸进肚里的凉气更是往骨头里渗。手中的肉在白雪的浸润下，红白相间，越是好看。捧肉的手却因无法在袖筒里暖一暖由红变紫，手指尖像针扎一般难受。我默默地催促自己快快赶路，腿脚只是机械地挪动着，通往学校的路显得特别漫长。

到学校已是放学时分。我迎着妈妈着急的眼神把肉递上去，才发现手已经冻僵了，半天握不拢，收不回来，人也像个雪人了。这时校长领着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比我还高半头的女儿走过来，嘴里连声谢谢的从妈妈手里接过肉时，一股莫名的泪水，刹那间流过我的心头。

六一年的夏天，外婆利用我们假期回老家看舅舅和刚出生的小表弟，临行前最操心的是怕我们没计划，早早吃完口粮，那可是塌了天的大事。在那饥饿的年代，别说是小孩，就是大人，如果篮子里还有两个馒头，不吃完晚上都睡不着觉的。面对外婆的反复叮咛，我和两个妹妹保证说：外婆，您放心走吧，我们不但不超吃，还保证要节约出一袋面来。妈妈忙说，够吃就行，别搞什么节约了。她知道我们说话是认真的。

外婆走时带着小弟，还给小弟手里塞了个饼，刚到火车站就被一个饥民抢走了，他狼吞虎咽几口吃了下去，送行的我们吓了一大跳。其实这在当时是常见的风景，常听说有人在食堂买了碗面，稍不注意就有人上来抢走，怕你夺回去，连忙“呸呸呸”往碗里吐上几口唾沫；走在路上你拿的任何吃食都可能被抢，那都是从农村跑出来的饥民，饿得甚至失去了理智。

当时妈妈因为营养不良加上太劳累，患了肝炎，在单位办的病号灶上吃饭，我们姊妹几个自己在家做饭吃。要吃饱饭光靠供应的口粮是远远不够的，还要“瓜菜代”（这是当时一个专用词，对人们的饮食结构定位是相当准确的）添加相当数量的蔬菜充数。我们的生活费人均不足七元，还在贫困线以下，蔬菜有时也买不起，还得捡一些菜叶裹腹。

外婆走后，剩下我们兄妹五人，当时我十五岁，大妹十三岁，二妹十一岁，二弟八岁，三弟六岁半。加上小弟，家属院里大人统称我们是三个大的，三个小的。两个弟弟还不懂事，吃饭时还不知道照顾别人。因而吃米饭时，桌上最好的菜是他们的，吃面条时，稍稍加一些菜叶子，他们就会闹起来。所以在吃面条时常常给他俩各捞一小碗，然后再把菜下到锅里，我们三个大的吃汤面。那是什么样的菜呀，大部分都是捡来的老白菜帮子、萝卜缨子、红薯藤上摘下的叶柄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捡来农民收过莲花白后留下的老叶子，黑青黑青的，妹妹把它放在面汤里，做成浆水菜，然后拌到面条里。给两个弟弟捞完面后，锅里的面条已所剩无几，菜一放进去，黑黢黢的，星星点点的面条倒成了点缀，我们三个也是一吃几碗。连着吃了几天，搞得我们三个都拉肚子，一天跑十几趟厕所。就这样，也没有改变我们节粮的决心。

为了给肚子寻找填充物，真让人费了不少脑筋。居委会办的墙报上介绍做双蒸饭，就是把米饭蒸两次，放两次水，一斤米可以蒸五斤饭；面条提前两小时下好，放在汤里泡着，吃时一碗会变成平时的两碗。我们照着做，两个弟弟不干了，那不就是稠稀饭和面糊糊麽！

有一次我们学人家的样子，摘了好多槐树叶子，晒干，搓成碎末，然后用极少量的面作粘合剂，烙了些饼吃，饼是青色的，吃着苦涩中带点清香，我们舍不得吃完，特意给妈妈留了两张。傍晚妈妈下班回来，妹妹兴奋的迎上去，捧着饼，又告诉妈妈我们是如何采撷（邻家大毛因此还从树上连同一大股断了的树枝跌落下来）制作的。谁知妈妈看了一下饼，又看了看案板上还剩下的槐树叶，平时总是微笑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，拿起饼两下撕了，甩在案板上，又几把把案上的槐叶扒下来，厉声说，谁让你们吃这个！边说边把妹妹搡了两把。这时妹妹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，我也鼻子一酸。妈妈，我们知道你太辛苦了，太累了，总想为你减轻一点负担，我们去捡菜叶，拾煤渣，糊火柴盒，纺石棉绳，从来心理都是那么坦然，从来没感到丢人，也不怕看别人的冷眼，难道我们心甘情愿地节约粮食也算错了么?“你们吃这个，要是中毒了怎么办呢？”不知什么时候妈妈眼泪也下来了。妈妈是太心疼了，她的孩子们太懂事，才十来岁的孩子，豆蔻年华，正是长身体贪玩的时候，忍饥挨饿，已是骨瘦如柴，却还在克扣着自己。那天，不会做饭的妈妈和了盆面，烙了两张大饼犒赏了我们。

假期结束，外婆回来了，我们真的节约了一袋面粉（当然，其中包括外婆和小弟的定量）。现在看来，这个行动有点幼稚可笑，它却锻炼了我们的自控能力和关心他人吃苦耐劳的品质。还有一旦定下目标就毫不动摇地去争取实现的执著，它让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获益匪浅。

来源：爱思想网 文/贺天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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